浅析《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历史文化现象
姚 永 霞
摘  要：济（济源市文化广播电视局，河南 济源 454650）
水祭祀文化，堪称中国山川祭祀的历史缩影，《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反映了唐初以来附祭北海的礼制传统，通过 “五项陈弊” 革除，折射了较为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
关键词：浅析；济水祭祀；历史文化现象

济水，曾是中国历史上一条著名的大河，因其独流入海，与长江、黄河、淮河一起并称“四渎”。“四渎”的祭祀根源于远古先人对水的自然崇拜，《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勤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早在商代以前，四渎的概念就已确立并受到了祭祀。周代正式被列为国家祀典，《周礼》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在秦汉帝国进行文化统一与整合过程中，山川祭祀体系得到整理，逐步形成以岳镇海渎为中心的祭祀系统。从此，四渎就不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成为一套象征王朝正统性的体国经野的文化符号。济水祭祀文化，堪称山川祭祀史的缩影，在中国文化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济水的祭祀一般在每年冬至前，即“迎冬之日”。由皇帝派钦差大臣前往，这一类祭祀称为中祭，济渎庙保留了一通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的《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碑圭首，通高1.27米，宽0.74米，厚0.21米，阳隶阴揩，部分斑脱，阴刊祭器数目。碑文记载贞元十二年由成周内史官奉天子旨意，带着祝文及祭品来济渎致祭的情况。由时任河南府济源县县令张洗（字濯缨）撰文并书丹。碑文记述了唐初以来附祭北海的礼制传统，详细描写了贞元年间这次盛大的御祭活动。碑记着重反映了县令张洗对庙内主事反映的五项祭祀陈弊颇为重视，下令革除陈弊，倡导节俭，同时又新制祭器及服务祭礼的杂物百余种。该碑堪称唐代祭祀场景的较为全面的写实，是庙中现存时代最早的反映唐代祭祀济水与北海的实物例证。这通碑刻背面，还真实地刻录了新制的祭器及杂物名单，显示了中唐以前祭川礼仪的保留。在济渎庙存留的诸多碑刻中，《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涵盖了一定的典型的历史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附祭北海的传统
祭祀的目的与功能，是实现人神之间交流的途径。古人祭祀的对象有天、地、日、月、山川、祖宗、鬼神等，种类很多。祭祀的时间与方式由于祭祀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山川的祭祀通常也在冬至，祭祀的方式从早期到后期也多有改变，对山川的祭祀，由早期的只筑坛，不修殿，发展到后期的殿为主，坛为辅等①。在济水源头附祭北海的传统则体现了这一规律。
古代祭祀山川，天子亲临或派巡守官四方巡祭望祭的传统很早就有记载。《礼记•王制》②曰“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意思就是天子巡察，二月里先到泰山，在泰山上堆柴焚烧牛帛来祭祀天帝，又遥望大山大川而祭祀。说明祭祀时望祭山川的传统很早就有了。《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并天下，令祀管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自崤以东，大川祠二，曰济曰淮。”说明四渎的方位已有了一定的概念，在崤山以东，祭祀的大河就确定为淮河和济水，已建有固定的“祠”作为祭祀的场所。汉宣帝神爵元年（公元前60年），厘定五岳四渎祀典，“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③”由此至少在汉宣帝时，四渎的祭祀地点已非常明确，即汉时的冯翔、广陵、南阳、东郡县，并已形成了祭祀时派使臣前往的制度。祭祀山川以济水为例，祭祀地点得到固定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直至隋统一中国之后，重新立庙对四渎进行祭祀。对四渎神之一济水神的祭祀就确立在古济水的源头，隋开皇二年在济水源头敕建济渎庙，此后自隋朝开始祭祀济水于济源，并一直沿袭到清代。
在济渎庙祭祀济水时附祭北海的传统从何时开始,史无详载，此碑说明唐初已有了建庙立祠附祭海神的传统。附祭北海一是出于祭祀方便需要。由于北海远在大漠之北，路途遥远，很难完成祭祀，就产生了在祭祀北渎大济之水时，同时附祭北海的先例。二是附祭北海经历了由早期筑坛到固定建立祠庙的传统。碑中记述“其北海封为广泽王，立坛附于水之滨矣……北海望坛，临事垒土，朽墁一岁而费数金，其弊一也。”可知唐初就有了在济水源头祭祀时立坛附祭北海，并且采用的是筑土为坛的祭坛形式。由于修筑祭坛耗资较大，且土筑的高台经不起风侵雨蚀，一年之中就塌毁大半，每次祭祀都要重新修葺，确实浪费财力人力。到了贞元十二年，庙中主事借钦差御祭的机会提出要革除陈弊，修建北海神殿，并得到了支持。在此次御祭之后济渎庙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维修与扩建，建立了固定祭祀北海广泽王的场所——北海神殿。由此推测，北海祠的建筑年代应在唐贞元十二年（796年）之后。说明了在古代祭祀神灵，选址建庙也是由一定的社会习惯和约定俗成的形为形成的。三是附祭北海体现了“务本必求源”的文化理念。在同一个庙内如此相近的距离，究竟祭祀时是先祭济水还是先祭北海呢，有人说海神大先祭海，还有人说河神大先祭河，而《礼记》④中记载，古代祭祀都是先祭河而后祭海，因为在古代人的心目中，河是海的源头，海是河的末端，求本务必溯源，只有这样做，才能实现“务本”。这其实反映了古人最早最朴素的哲学观念，反映了古人文化中“务本必求源”的文化追求，这种务本文化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以后的哲学思辨。  济源书法，济源拓片，济源论坛，愚公移山   河南石刻

、祭祀场景的再现
《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比较详细地记载了贞元12年祭祀活动的盛况：“天子以迎冬之日，令成周内史奉祝文宿斋，毳冕，七旒，五章，剑履，玉佩，为之初献；县尹加绣冕，六旒，三章，剑履，玉佩，为之亚献；邑丞元冕，加五旒，无章亦剑履，玉佩，为之终献，用三牲之享。”祭祀参加人员众多，有成周内史（洛阳宫内史官）、县尹（县令）、县丞（相当于副县令）。参加祭祀的官员在祭祀前都要净身素食，祭服穿着亦有规定，要按照官阶高低决定祭服的色彩和装饰。成周内史作为钦差大臣，戴着缀有七串珠玉的帽子，帽子制作考究，用鸟兽的细毛装饰，身佩剑和玉佩，穿着官靴，行初献之礼时要配五段音乐。县尹只能穿绸缎衣服，戴缀有六串珠玉的帽子，佩戴剑和玉佩，行亚献之礼时配三段音乐。邑丞戴着五串珠玉的帽子，只佩戴剑和玉佩，不用音乐便行终献之礼，用猪、牛、羊三牲作祭品。古时天子祭祀戴着有玉藻的冕，前面有十二个旒，士大夫等官员以此递减，除了祭服的穿着不同外，祭祀时还要佩戴宝剑、玉佩，行礼时所配的音乐也不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对济水的祭祀已有严格的定制，有着一定的程序。
碑中所述第二项陈弊“二所祭器凡百有二十二事，至时请于上僚，转毂入洛，去来三百余里，仍以税缗酬之，积有岁时不知穷极，其弊二也；”第二种弊端讲到祭祀济水与北海，祭祀供席多达百余，祭器一百余种，虽无一一罗列，足以显示当时的祭祀场面很大，对祭器和供席的需求量很大，要向上峰请示后到洛阳采购，途中还要交纳税钱，实为奢侈浪费。所以，县令张洗革除了第二项陈弊，当时庙中由于刮大风，摧折了不少楸树和槐树，就近取材，利用庙中被风雨摧倒的楸树、槐树制作了百余种木制祭器及服务祭祀的杂物，在碑阴我们能看到这些祭器杂物的名单，很是可观。这充分反映了当时国家重视山川祭祀传统，活动规模大，参加人员众多，祭祀活动严整有序，等级制度明显。
由以上我们知道，人与神交流的方式就是祭祀，在祭祀的过程中道出人类的愿望以及对神的祈盼，解读此碑，使人仿佛置身于祭祀现场，亲临观摩一套完整的祭祀方式。从祭器的制作和采购，参祭人员着装和安排，到祭祀最后一道程序“投沉”礼仪，非常程式化，再现古人礼神端肃、古朴神态，再现当时场景之隆重，祭品之繁多，等级之森严，程序之繁冗。并且可知，经过此次御祭活动，祭祀革除了陈弊，并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
“投沉”礼制的保留
碑中第三项陈弊“沉币双舫又以车取沁河渡口之舟，往反之劳，结采之饰，其弊三也……”。这一弊端讲到古代祭祀专用器具“双舫”借用及装饰繁琐。因为祭祀最后一道程序是沉币，要到位于济水源头数十里外的沁河渡口借用一种“双舫”（即一种小船），来完成祭祀仪式的核心部分——沉埋祭器。“沉”是投于水中，“埋”是埋于“坎”中。⑤祭水用“沉”，祭山用“埋”。早期的沉埋祭物有金银器、青铜器，也有用人或动物的。商代曾有“沉妾”（即沉女奴），“沉五牛”等记载，这种用人或牺牲做祭品的，应当采用船拉至河中心，才可以沉没，其后又出现了用币（帛）或简作祭品代替人或牺牲。这种“双舫”的作用正是用来“沉币”，币为量币，是古代祭祀中对于“帛”的一种雅称，祭祀中专有“奠玉帛”礼仪，祭祀最后一道程序为沉祝帛。帛上多是告祭北海神或济水神的祝告之文，投沉帛书即是完成与神的最后交流形式。至宋元时期，又有了投沉“金龙玉简”礼制（2003年，济渎庙北海池出土了一枚宋代玉简，为宋神宗赵顼于公元1068年遣使祭祀时投送），这种“投沉”礼制一直得到保留，并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与其后投沉简书类同。古时江河祠庙中常有船放置在大殿左右，投沉的专用器具“沉币双舫”正是对唐代以来这种遗制的保留。贞元十二年的御祭改革中又新制了百余件器物，其中就建造了“沉币双舫”，显然是为以备后用，毋须再“车取沁河渡口之舟”， 由此我们可知唐初至贞元祭祀济水和北海的最后一道仪程是用装饰华美的小船摆渡济水之上，完成“沉币”之举，并且得到一度运用。在济水之上，人们划着小船，虔诚地将写有符文的帛书沉到水中央，向河流祈祷平安、富足。这是一种文化的感恩，河流成为人们最原始、最根本的文化寄托，这种古老且耐人寻味的祭礼场景，永久保留在碑记中，给人以含蓄隽永的回味。
“投沉”礼仪，让人们可以明晰四渎祭祀制度产生的文化渊源，正是基于原始的自然水崇拜。水的力量的伟大与不可捉摸，使人类对它产生了敬畏、依赖，从而将水人格化而加以崇拜，就有了对水的祭祀。这种祭祀由于水与人密切的关系而越发隆重，其后，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农业生产完全依赖于自然界水源，这种依赖又加深了对水的崇拜和祭祀，这正是祭祀济水及四渎制度一直延续数千年的重要原因。在“四渎”中，济水是被人格化较强的河流，它发源于中原地区，河水清澈，虽水流很细小，仍被封为四渎之一。唐《济渎问》这样写道：“太宗问许敬宗，‘天下洪流巨谷不载祀典，济甚细而在四渎，何也？’对曰：‘渎之言独也，不因余水独能赴海也，济潜流屡绝，状虽微细，独而尊也’帝曰善”。顽强、高洁的品质，形成了济水的性格和品格，尤其到唐代，济水河道被黄河侵吞之后，济水水流十分细小，但对济水进行的祭祀长久不衰，祭祀活动的主要对象已经变成了对济水品格力量的崇拜，变成了对济水文化的敬仰。  河南济源
地方风俗现象
第四种、第五种弊端讲述制作祭器的原因是因为当时出于洁净礼神的考虑，“两坛位席百余，以至休榻匕箸之类户至诛求，□□非洁，其弊四也；□□□□又以事终存之太半，其弊五也”。祭祀需要的东西繁多，有到百姓家里去借物用的风俗习惯，但由于所借用的物品杂类不一，对神存礼不周，祭祀完毕在送还过程中物器又不可避免被打碎、损毁以及丢失等现象发生，考虑到祭祀尚俭及洁净的需要，所以制作了一整套专用祭器。改变了过去到洛阳长途购买的习惯，到百姓家挨家挨户借物的风俗，保证了祭器礼神的需要，这次制作全面更新了庙中祭器，制作品种齐全，数量很大，满足了御祭大事的需要，改变了向百姓借物的风俗习惯。在碑阴刻列的祭器及杂物名单中，有尊、豆、笾、爵、沾、盘等祭器，有祭台上摆放的灯盏子，有供奉祭器的供食床、床席、毡、单子，有服务钦差大臣更换祭服的衣架子，服务其饮食起居的茶锅子、茶碾子等，有制作贡馔的煮羊脚镬、油铛子、火炉、食桉等。此次的制作，不但种类多，而且均记录在案，也较好地避免了祭器的丢失，为以后的祭祀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由以上可知，风俗习惯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服务并影响了御祭活动，并丰富和完善了活动内容。  济源书法，河南刻字
“渎令”职官的沿袭
在碑记开头记载“有唐六叶，海内晏然，偃革□□，崇乎祀典。封兹渎为清源公，建祠于泉之初源也，置渎令一人，祝史一人，斋郎六人，执鱼瀹备洒扫，其北海封为广泽王，立坛附于水之滨矣。”这段话告诉我们，唐玄宗时，因为经历了武则天的统治之后，皇权重新回到李姓之手。李隆基重新规范了国家的各项规章制度，包括祭祀制度，将济渎加封为清源公，北海加封为广泽王，设置“渎令”，规范了庙宇管理。历代渎令的重要职责就是侍奉神灵，管理庙宇，做好御祭大事，这种职官制度的形成在唐初对山川诸神的封赠中有记载。唐会要载“天宝六载正月十二日，济渎封为清源公，十载正月二十三日，封北海为广泽王”，古代封祀对祭礼祭仪要求甚严，因而需要特设的机构和人员来担当御祭山川的大事，据《新唐书•百官志》载“五岳四渎令各一人，祝史三人，斋郎各十三人。”这里记载的职分相同而人数与《济渎庙北海坛祭品碑》不同，相比之下有所削减，说明到唐贞元年间已经有所改制。唐代“渎令”职官设置确保了御祭活动的开展，这种管理模式在以后也有了传承和演变。渎令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祭祀文化的忠诚守护和执行，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这一点，“渎令”职官沿袭是历代封建统治者实现教化宣传的手段。据《宋史》宋太祖诏令“诏岳、渎并东海庙，各以本县令兼庙令，尉兼庙丞，专掌祀事。又命……卢多逊等分撰岳渎祠……遗翰林待诏孙崇望等分诣诸庙书于石。”宋太祖颁布诏书后，岳渎令的职权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渎令由一县之主县令兼任，庙丞也由县尉兼任，形成了专门负责制，御祭大事也更容易操作，宋朝皇帝还亲颁诏书，派遣专官将此种制度刻勒于庙中诸石，可见皇帝对山水祭祀是特别重视的，说明这种专掌祀事的职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参考文献：
①《五岳祭祀建设研究》，作者宋寅，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4.9
②《礼记•王制第五》
③《汉书•郊祭志下》
④、⑤《礼记》

附：碑文

作 者 简 介

姓    名：姚永霞
性    别：女
汉    族：汉
出生年月：1971年2月
学    历：本科
职    称：助理馆员
籍    贯：济源市下冶乡
工作单位：济源市文化广播电视局办公室
主要业务：

从事文化文物研究，先后发表了《由新发现的宋代玉简看济水投沉礼仪》、《大明诏旨碑》等文章，发表通讯报道和宣传文章近百篇。

本文来源于济源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