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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遂良楷书伊阙佛龛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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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次数:110903 更新时间:2018年07月27日23:08:39 打印此页 关闭

    在河南省洛阳龙门石窟壁宾阳洞内。《伊阙佛龛之碑》刻于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由于伊水东西两岸之香山和龙门山对峙如天然门阙,故古称“伊阙”,隋唐以后,习称龙门。《伊阙佛龛之碑》碑高约5.00米,宽1.90米。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撰文,谏议大夫褚遂良书。此碑共有三十二行,一行五十一个字,共1600多字。碑文主要记述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李泰为其母文德皇后长孙氏死后做功德而开凿,太宗末年李泰与太子李承乾争夺太子位,李泰借为母亲开窟造像做功德,实有获得太宗好感,为自已捞取政治资本的目的。这通碑原应为北魏所雕的宾阳中洞的造窟碑,到了唐代李泰为节省费用,竟就势磨去原有碑文,又重新雕刻成唐碑的。 关于该碑的记载,始见于宋嘉佑六年(公元1061年)欧阳修之《集古录》及赵明诚之《金石录》。  河南书法石刻



    《伊阙佛龛之碑》是早期传世褚书的代表作。为目前国内所见褚遂良楷书之最大者,字体清秀端庄,宽博古质,是标准的初唐楷书。此碑虽说是碑,实际上却是摩崖刻石。两者功用相同,都是为歌功颂的。但在创作时条件不同,一个是光平如镜,而另一个则是凹凸不平,书写的环境也不会那么优游自在。于是,摩崖书法的特征也就不言而喻。因无法近观与精雕细琢,于是便在气势上极力铺张,字形比碑志大得多,舒卷自如,开张跌宕。正是在这一点上,像汉代的《石门颂》、《郙阁颂》、《西峡颂》,它们气度之开张,韵致之飞扬,自然拙朴,即使是如《礼器碑》、《乙瑛碑》、《史晨碑》等真正的碑志精品也无法比拟,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正是这样一种典型的摩崖书风。

    传世墨拓以明代何良俊清森阁旧藏明初拓本为最佳,拓工精致、字口如新;比《金石萃编》所载犹多五十余字,曾经清代毕泷、沈志达、费念慈等递藏,现藏北京图书馆。有影印本行世。

    伊阕碑的文学艺术价值表现的更为突出。长达1800多字的铭文大致可分为四节,第一节宣扬佛法,第二节赞美文德皇后的“盛德”,第三节叙述开窟造像的情况,美化魏王李泰,第四节是“颂”。全文不仅造句工整,辞风华丽,而且书法潇洒,笔力劲挺,被称为是文辞家和书法家的“天合之作”。

碑文的撰稿人是唐太宗时宫中掌管诏令的中书舍人(侍郎)岑文本。他14岁时为父打官司,当堂辩屈,因言辞通畅,无懈可击而冤案得以昭雪。有司官员见他年少奇才,命他当堂作《莲花赋》而大为赞叹,一时才华名重,被唐太宗亲手提拔为中书侍郎,“专典机要”。他为李泰捉刀起草的这篇《伊阕佛龛之碑》,用骈体文体裁,对仗工谨,文采斐然,全篇一气呵成,滴水不漏,堪称岑文本的代表作。

    书写碑文的更是号称唐初楷书大家的褚遂良。唐太宗时,他经相国魏徵举荐,累官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等职,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受唐太宗遗诏辅政,高宗继位后封河南郡公,世称“褚河南”,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皇后而遭贬斥,忧郁而终。褚遂良博涉文史,尤工书法,继王羲之、王献之、欧阳询、虞世南之后自成一体,尤其是晚年的楷书,清秀娟好,瘦劲有力,《伊阕佛龛之碑》便是其最知名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存最大的褚体碑——正因为褚遂良书法的闻名,伊阕碑又被称为“褚遂良碑”。

   《伊阙佛龛碑》,唐岑文本撰文,褚遂良书。 立于唐贞观十五年。楷书。 这块碑是一块摩崖石刻。 字体英俊优雅,笔力强健,端庄华丽,韵律丰富。 与他晚年书法的变化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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